近十年来中国民族主义研究述评,孙中山与章太

作者:新闻动态

时间:2007-3-9 17:44:00 来源:不详

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学者都参与了这一问题的讨论。近十年来,学术界对民族主义的概念、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以及当代民族主义存在的原因、困境和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路向等各个方面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些成果加以概括和总结,对深化民族主义研究十分必要。

由民族主义的力量或明或暗地主持着”,因此,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主导力量”。[1]倘若我们就近代中国外受西方列强欺凌侵逼,内遭满清王朝专制压迫的历史情状而言,的确,从林则徐领导禁烟运动开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无一不蕴含有民族主义的思想因素,尤其是20世纪最初十年间以排山倒海之势汹涌而来的反满革命风潮,其民族主义色彩似乎更加鲜明浓厚。当然,尽管把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和反对本国封建压迫的斗争一概统一到“民族主义”的大旗之下还有可商榷之处,但民族主义思想的确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两位最具有代表性的伟大人物孙中山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一粗浅的比较,不妥之处,敬祈前辈师友教正。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近年来已成为海内外学者讨论得颇为热闹的问题。对中国来说,这种思潮在20世纪初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开始形成,并且迅速在思想界占有突出的地位,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过程,有如章太炎在1903年所说:“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注: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94页。)

民族主义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从事历史学、民族学、政治学、文化人类学、宗教学及文学研究的专家学者都参与了民族主义的讨论,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陶绪的《晚清民族主义思潮》、罗福惠的《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李晔的《中日韩新四国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比较研究》、王立新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罗志田的《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单正平的《民族主义与中国文学论稿》、杨思信的《文化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房宁和王炳权合着的《论民族主义思潮》、王涛的《我们能够超越民族主义吗?》及徐迅的《民族主义》等。此外,专家学者还发表了相当多的学术论文。本文拟就近十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分专题做一综述,以期对当今民族主义的研究有所助益。

“民族主义”一词,据说最先在15世纪出现于德国,1836年首次被列入《牛津字典》以后,即开始被人们广泛使用。[2]但人们对“民族主义”一词的界定和诠释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源于对“民族”和“国家”定义的不同理解。例如,关于“民族”一词,以往通行的解释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3]其意义在于说明,由于人们长期居住和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地域之内,没有被天然的地理屏障如浩瀚的海洋或绵亘的高山所分隔,因此,共同的生活产生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才能发展,共同的文化以及反映在这种文化上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才会形成。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并“清楚地说明了‘民族’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和心理素质为特征的”。[4]但也有不足,因为正如上述所言,民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它“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4]这种“历史阶段的产物和组合方式”必然要与国家的产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国家普遍形成之后,任何民族都必然会归属于某个或某些个具体的国家,并在与其他民族混合交融的过程中共同生活于一个具体的国度。民族组成了国家,而民族国家则包容了它所管辖范围内的单个或多个民族。世界上既有由单一民族形成的国家,如日本等,又有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如中国、美国、印度、俄国等,而后者显然占多数。“近百十年来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印度民族、俄罗斯民族等,乃是指以国家为单位、包括多个构成民族的‘大民族’或民族共同体”。[2]近代以后,多民族国家在这个世界上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这种现象并不使人奇怪,国为中华民族在近代遭受的苦难实在太深重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便开始丧失独立的地位,备受西方列强的压迫和欺凌。他们发动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把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曾经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竟被傲慢的西方人视为“劣等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古国濒临灭亡的边缘。19世纪末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这种沦落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当历史跨进20世纪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概念,应为舶来品。霍布斯鲍姆认为,现代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末的欧洲,是一个以法国大革命为契机的近代现象(霍布斯鲍姆:《1780年以来的民族与民族主义》,Eric Hobsbaw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剑桥,1990年版,第3页)。英国民族主义研究专家埃里·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初产生于欧洲的一种学说(埃里·凯杜里着,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开始研究民族主义问题,尤其到了90年代以后,学术界更加关注这一问题,掀起了“民族主义”的研究浪潮。

因此,以往通行的解释只注意到“民族”的人类学定义,却“忽略了‘民族’在政治学上的涵义”。[4]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定义无法把‘民族’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民族主义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是指特定的意识形态、社会运动和政治诉求。就其起源而言,完全是现代历史的产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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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族主义概念的界定,目前学术界已有200余种不同的概括,大致可归类为意识形态说、政治理念说、文化价值观念说及民族情感或民族心理说等。民族主义从西方传到中国后,中国学者对其有各种各样的定义,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其中如下几种定义颇具代表性。

由于“民族”特征的存在及其内在的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的涵义,“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即从属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的意识,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即使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甚至民族共同语言等特征都已发生变化,但民族自我意识仍然明显存在,成为维系民族的重要因素。”[4]本文所讨论的“民族主义”指的正是这种由民族意识唤起的对本民族的感情、态度等,表现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奉献,其最终诉求是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民族国家。

1.“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郑师渠认为,“民族主义是以共同文化为背景,要求在政治与文化合一的基础上实现民族认同与发展的一种心理状态与行为取向。其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挚爱。”(《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则是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同时并兴。

基于上述这种理念,我们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唤起,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这种全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髓和灵魂。

2.集体意识和社会情绪。李良玉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一文中对民族主义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民族主义是某民族在其自我发展和与其他民族相接触或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根据自身文化传统和民族利益而自发产生的、关系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历史命运的、广泛而又强烈的群众意识和社会情绪。”金冲及认为,“大体说来,它是一种民族的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集体意识。”(《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

因此,与整个晚清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社会历史条件相一致,众多仁人志士在进行艰难地上下求索,寻找救国救民之路的过程中,其民族意识的觉醒也同样经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也即“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5]

3.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以及运动。萧功秦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民族主义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烈的、也最富于情感力量的意识形态”,“只要人类还存在着各个不同的民族,相对于其他意识形态的时效性而言,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时效性最为长远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胡涤非认为,民族主义是近代以来民族在其生存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基于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强烈认同、归属、忠诚的情感与意识之上的,旨在维护本民族权益、实现本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或意识形态,而这种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往往会演化为民族主义运动。(《民族主义的概念及起源》,《山西师大学报》

辛亥革命时期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激化,为长期潜存在人们头脑中的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苏提供了适当的场所和条件。在此之前,先是洋务自强新政的破产、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严酷事实,给晚清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也增加了人们对清王朝统治能力的怀疑和失望。紧接着数年之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志士“力陈变法之不可缓”,[6]光绪帝“赫然发愤,排群议,冒疑难,以实行变法自强之策”,[6]虽一度给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线振兴的希望,但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对变法运动的仇视和血腥扼杀,终由清王朝统治者自己断送了这一可能的转机。随着变法改革惨遭腰斩,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斗争被无情镇压,加之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强烈催发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一个汹涌澎湃的反满革命风潮因此铺天盖地而来,民族主义思想也呈现出传统与近代相互交织的时代特征。

4.“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体现”。牟钟鉴先生认为,“所谓民族主义,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怀有的深沉的爱和高度的责任感,是民族凝聚力的精神体现,它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动力,当然它也会由于偏激而走向反面。”(《民族观和民族主义的反思》,《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在20世纪初年这股巨大的反满革命风潮中,有两种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值得我们重视:一是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他把“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伸扩大到“异族”满清王朝身上,引经据典阐发汉民族正统观念,宣传反满思想。其言辞之激烈,鼓动性之强,为辛亥革命的总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积极作用。但与此同时,这种具有种族复仇倾向的大汉族主义情绪,又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局产生了相当消极的影响。二是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把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民主和富强作为革命的终极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

5.观念和情绪。王晓明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认为,“民族主义”的基本涵义是:一种与源发于西欧的“民族—国家”体制共生的、随着所谓“现代化”的扩展而从西欧向世界其他地区流传的观念和情绪。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影响一个世代人群的政治、社会价值最重要的经验和记忆,常发生在这时代个人的青少年时期”,[7]尤其是具有“集体记忆”及逻辑思维训练功用的历史经验和记忆更是如此。章太炎较早接受传统民族意识的启蒙,幼年时从其外祖父朱有虔受业读经,“以明、清遗事及王而农着述大旨相晓”,[8]讲述“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的道理。那些所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9]的启蒙教育,给他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再加上章太炎出身于正统封建士大夫家庭,其祖父辈在临终时都留下遗言,不以清朝章服入敛。[10]这种具有正统大汉族观念的家庭对章太炎影响也很深。故他青年时即“愤疾东胡,绝意考试”,[11]入杭州诂经精舍潜心研究古文国粹而无意仕途。

6.“民族本位主义”。焦润明认为,“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民族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本位主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救亡图存主义。”(《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1895年,清廷在甲午战争中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发动“公车上书”,主张“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维新救国思潮勃兴。怀有炽热爱国激情的章太炎也开始走出书斋,参加维新运动。但不久,他因与康梁门徒学派不同,且“认为不去满州,则改政变法为虚语”,[10]遂返回杭州创办《经世报》,并成立当时国内较早具有反清色彩的政治性组织——“兴浙会”,宣传其救国主张。从《兴浙会序》及其章程的内容来看,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即着力发掘历史传统,表彰为明王朝的开基和守业立下勋劳的刘伯温、于谦和王守成,推崇明末清初矢志反清复明的黄宗羲和张煌言,并揭露满清军队入关南下的种种罪行。这种以阐扬历史传统抒发反满情绪的做法,虽然还比较隐晦曲折,但却大体规定了此后章太炎反满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

从以上几位先生的观点来看,他们基本一致的看法是把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一种对本民族的忠诚、热爱和责任等。但在界定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点,郑师渠强调文化,李良玉突出与异民族的互动,金冲及重视集体意识,焦润明强调本位主义,牟钟鉴则指出了民族主义健康发展的方向。

戊戌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相继失败后,章太炎的反满主张开始公开化,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并自认“鼓吹之功,必贤于中山远矣”。[10]综观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的反满言行,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二、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

第一,主张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满种族之异同,并由此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主义”一词,最先出现于德国莱布茨格大学的校园里。1836年,“民族主义”一词首次出现于《英国牛津词典》。1844年,民族主义出现于社会文本中。此后,这一名词被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频繁使用。

章太炎在学术上属古文经学派,推崇明末清初古文经学大师顾炎武。他说:“今之经学,渊源在顾宁人。顾公为此,正欲使人推寻国性,识汉虏之别耳。”[10]认为研治经学的目的在于辨别汉、虏种族的异同,由此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并借用国粹来培植民族感情,推动反满思潮的高涨。

关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时间以及早期中国民族主义者,在西方学者当中,分歧较大。梅谷认为洪仁玕是“中国最早的近代民族主义者之一”,而柯保安则从王韬那里看到了早期中国民族主义,他们显然都认为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于19世纪中叶。杜威和徐中约则都认为,五四学生运动标志着作为一种“新力量”的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出现”(罗厚立:《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1903年,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因“苏报案”身陷囹圄而奠定其反满英雄的地位。但我们也可看出,章太炎在文中所论证的主导思想,是以历史民族为线索,阐扬“夷夏大防”的春秋大义来激发人们的反满意识。例如,他花费大量笔墨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12]认为历史上骆越、闽、广、五胡、代北等少数民族“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而满洲“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缨珞,非弃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12]反而陵制于汉人之上,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他还引用白起坑赵、项羽坑秦的历史典故,说明“秦、赵、白、项本非殊种,……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而满洲异种入主中原,则“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12]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国内学术界大都认为,中国近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袁咏红:《关于民族主义研究方法的思考》,《福建论坛》2005年第2期)。牟钟鉴在前揭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缔造者是孙中山先生”。那么,中国民族主义的源流是什么?在定型之前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形态或者说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观念?它是如何从传统的民族关系思想走向近代的民族主义的?

由于章太炎致力于从历史典故中寻觅民族意识,以国粹主义培植民族主义,所以他很强调人们要学习历史,“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在他看来,“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为重要者,厥推《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13]他还认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14]在这些言论中,虽然章太炎正确地揭示了历史文化传统的保存对一个民族的存在与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导人们学习历史,以培养民族感情,激发民族意识,推动反满革命的高涨,是积极的、有意义的。但遗憾的是,这种因袭旧传统、由“春秋”大义培植出来的反满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的消极因素。

因为对民族主义理解上的不同,大家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问题也是莫衷一是。“民族主义”一词虽是经梁启超的使用而在中国广泛应用的,但中国的民族意识或民族观却由来已久,章太炎曾经说过,“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远至今日,乃始发达。”(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宗法社会传统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1923年1月29日,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史》一文中说:“盖民族主义,实吾先民所遗留,初无待于外铄者也。余之民族主义,特就先民所遗留者,发挥而光大之;且改良其缺点,对于满洲,不以复仇为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0页)牟钟鉴认为,“民族与民族观的出现与发展是很久远的事情,经历了长期而复杂的演化过程;而民族主义和民族理论的正式形成却是近代的新事物。”既然如此,对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起源就出现了各种看法,特别是在我国民族主义强调文化时更是如此。

第二,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

朱学勤认为,中国文化民族主义至少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但在今天讨论文化民族主义,较好的切入口也许是明末清初顾、黄、王三大儒痛定思痛的那场文化反思。”(《从明儒困境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矛盾》,《书屋》2000年第8期)杨天宏在前揭文中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固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了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冯天瑜在《中国近世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1994年第4期)中通过对中国“元典”的考察,指出古老的族类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特别是传统的“华夷之辨”的传统民族观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来源。葛兆光在《宋代“中国”意识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一文中认为,到了宋代,由于北方辽、西夏和后来金、元等异族政权的先后崛起,才真正打破了唐以前汉族人关于天下、中国与四夷的传统观念和想象,有了实际的敌国意识和边界意识,才有了关于“中国”有限的空间意识。从儒家华夏中心观角度,郭洪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传统的民族主义是以文化价值为根本取向的,它涵盖了古代文化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儒家的华夏中心观与文化民族主义》,《历史教学问题》1994年第5期)。此外,王玉华在《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文本话语建立的历史机缘》中就“民族主义”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作了探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单纯在《论中国人的“天下民族主义”》一文中把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述为区别于西方公民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多元民族主义的“天下民族主义”。

章太炎切齿痛恨满清政府的腐败与专制,但没能从其腐朽制度的本质上去认识,而是把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切祸害和弊病简单地归结为满族人的不良统治。例如,他曾说:“清之失道,在乎偏任皇族,贿赂公行,本不以法制不善失之。旧制或有拘牵琐碎,纲纪犹自肃然。”[10]由于带着种族偏见的眼光去观察事物,判断是非,许多东西在章太炎的眼里也就失真变形了。他说:“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黩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宋、明季世,乱政滋章,亦有一二权奸侵牟于上,而朝士与封疆之吏,犹有清德可称者,岂其法令善哉?正由贪窦未开,人犹知耻耳!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组织成立,摸金成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15]因此,他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其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15]结论是“逆胡膻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10]一句话,只要是满人“异族”当政,就要倡言排满、逐满,中原大地只能由汉人统治。“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16]因此,当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为窃夺革命果实,与南方革命派发生定都地点之争时,章太炎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认为袁是汉人,革命派屈从其意,无所谓“投降”,“若知同一汉族,本无降顺之名,又安用诡辩为?!”[17]事实证明,章太炎的这种态度对辛亥革命时期瞬息万变、错综复杂的时局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从这些学者的观点看,不管他们对民族主义或民族意识如何追溯,对民族主义的看法却大都重视文化和思想,注重从传统文化里找契合民族主义理论的因素。

第三,主张以“光复”代替“革命”,对反满革命的目标认识不清。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观点,周传斌就认为,在中国古代的族类划分中,或许血统的和文化的因素同时存在,但血统或种族的观念是更为基础性、原生性的,“从华夷之辨到革命排满,都是种族主义的民族观之体现。”(《民族主义话语与现当代的中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王天根在《宗法社会与近代民族主义——以严复、章太炎对〈社会通诠〉探讨为中心》中认为,社会转型前的晚清社会并未越出传统民族主义的藩篱,以“华夷之辨”的民族理念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成为处理民族交往的重要准则与衡量标准。焦润明在前揭文中认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初步形成于甲午战争之后,确立于辛亥革命前十年之间。在甲午战争之前上溯到鸦片战争期间的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前近代民族主义”,其所依据的理论基本上是传统的华夷观。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反满是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但反满对于那些主张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救国的人们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国,例如邹容所着的《革命军》,虽也充溢着强烈的仇满情绪,但其要点在于反对封建专制,主张在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之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章太炎为《革命军》作序,却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12]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通论性研究

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军政府宣言》中宣称:“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18]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已阐述得非常明确。而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工作的章太炎却大力宣传“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以此光复之实而被以革命之名。”[12]章太炎如此强调“光复”的含义,正如他认为自己的思想“总之不离吕之旧域”[13]一样,表明了他对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实质的模糊认识。

近代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热点,正如罗厚立所说,晚清一百多年来,中国始终呈乱象,各种思想观念呈现出一种流动的局面,可谓名副其实的“思潮”,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始终有一条虽不十分明显但贯穿其间的主线——民族主义(《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1期)。

实际上,章太炎反复强调要以“光复”代替“革命”,主要还是体现了他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对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则不以为然。他说:“余尝谓中国共和,造端与法、美有异。始志专欲驱除满洲,又念时无雄略之士,则未有能削平宇内者。……故逆定共和政体以调剂之,使有功者得更迭处位,非曰共和为政治极轨也。调剂敷衍,所谓以相忍为国,起因既尔,终后即顺其涂经,庶免败绩覆驾之祸。”[10]这就是说,在专志反满这一问题上,章太炎能与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者暂时“调剂敷衍”,“相忍为国”。但“道不同不相为谋”,总目标既然不同,潜在的裂痕就会扩大。后来他跟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反目,重建光复会,造成同盟会的分裂,固然有许多其他因素,但在反满革命的总目标上有所不同,则应是主要原因之一。章太炎自己就说得很明白:“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10]这里的“初无大异”,指的是“反满”,在推翻满清政府统治这一点上,他们可以站在一起,“特民权、民生之说殊耳”,则道出了两者分歧的真情。

焦润明在《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认为,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有现实和理论两方面的条件。社会现实方面,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在中西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在中华民族固有生存方式受到严重威胁的状态下产生的,它离不开当时特定的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而在理论背景方面,他认为,其理论直接来源于中国固有的华夷观,间接地吸收了西方近代的社会政治思想,其中对西方的进化论、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和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理论都有不同程度的借鉴。该文进一步认为,对内反抗封建专制压迫,否定清王朝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对外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自强自立,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表现形式。

当然,我们对章太炎单纯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作如上分析并非对他过于苛求。事实上,章太炎是一位令人尊敬、且有很强历史使命感的伟大人物,他凭借其深厚的国学造诣,写出一篇篇文辞典雅、内容扎实、论证有力的反满文章,在当时的知识界,尤其是旧式士大夫阶级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极大地催发了人们心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终以异族视我”[6]的反满情绪,推动了整个反满革命风潮的高涨。但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无论如何也很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其局限性是很显然的。

萧功秦、申剑敏和俞祖华对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了分类。萧功秦把古代中国人以文化先进与野蛮为标准来判识“夷夏”的观念称之为中国传统民族观上的“文化主义”。他认为,古代中国人虽有诸夏与夷狄的观念,但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的观念。萧功秦把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称之为“自卫型民族主义”,从社会分层上看,自卫型民族主义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保守的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民族主义,二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后者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中的主流形态(《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在《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中,萧功秦把中国20世纪的民族主义称之为“反主流文化”的民族主义,其基本特征是,儒家文化这一传统的主流文化被视为对民族进步的消极障碍而予以彻底排斥。申剑敏认为,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存有种族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等四种民族主义思潮(《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与近代中国的认同》,《人文杂志》2001年第6期)。俞祖华的文章《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则主要对近代民族主义进行了归类阐述,是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类型的归纳与总结。他把近代的民族主义区分为如下几组类型: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排满思潮和以中华民族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或称之为“小民族主义”与“大民族主义”;传统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革命性的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与复古型民族主义。另外,曹跃明、徐锦中的《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一文也对我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提供了好的范例。该文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只有以王夫之的这种夷夏之防的观点为基础的民族主义思想,洋务运动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建立起来,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成熟的时期。中国民族主义的成熟发挥了巨大作用,“日本侵略者所面对的,不是当年满清入关时碰到的具有传统思想的汉族,而是充分具有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中华民族,因此他们的失败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实际上,近十年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研究的突破则表现在新的阐释和认识上。

那么,在风起云涌的反满浪潮中,另一种思想倾向,即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主要特点又是什么呢?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章太炎单纯反满主张的不同之处,主要有二:

皮明勇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多重架构》中认为,近代民族主义思潮无论多么多变,它们都围绕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问题,即所谓“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问题;二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李良玉从民族主义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功用角度研究“辛亥”到“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他认为,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特定历史时段,民族主义的形态与功能具有多样化的表现。辛亥革命时期民族主义在革命势力中具有种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二元论倾向,这导致了它对于推翻清政府和民元共和建立具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的作用。(《从辛亥到五四:民族主义的历史考察》,《江海学刊》1994年第4期)罗厚立在前揭文中从当代的民族主义研究的缺陷出发,提出重新认识近代民族主义。罗文也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固然来源手传统的族类思想,但成为“主义”乃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学理之后,从根本上说,是收拾的西方民族主义学理。罗厚立的文章重在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研究要紧紧结合中国现实。张汝伦则站在哲学高度对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民族主义是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不仅大大加剧了中国社会已有的矛盾,还使中国陷入深重的民族危机,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近代史无可辩驳地表明,中国人民与满清政府的矛盾,是被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扩张日益激化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也是被这种侵略和扩张逼出来的。”所以说,中国民族主义的深层起源使它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对帝国主义掉以轻心(《现代性与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

第一,把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黄顺力在《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2001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由于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由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意识的唤起,“既包含了某些由来已久的、以汉民族为主体反对满清王朝‘异族’统治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复萌,更表现为先进的中国人为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的自我体认。”

孙中山出身贫寒,对人民的苦难有着较深刻的了解。其家乡所在的两广地区又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发源地,太平天国反清斗争的英雄事迹,曾给少年时代的孙中山以很大的影响。这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在他心中较早埋下了反抗精神的种子。1878年,12岁的孙中山随母亲被哥哥孙眉接到檀香山打工求学,接受了西式教育,也开阔了眼界。随着阅历的增长,孙中山对时局也日益关心,并渐渐萌发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不满。后来,他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常与几位要好同学谈论时政,言辞激烈,提出“勿敬朝廷”的主张,被人们视之为“四大寇”。当然,孙中山不是天生的革命家,1894年6月,他还曾满怀希望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四点改革建议,认为“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18]要求清廷能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发展工农业生产,保护工商业,改革教育和选拔人才的制度,以改变中国贫弱的面貌,求得国家的富强和独立。但是,孙中山的爱国热忱遭到李鸿章的冷遇。不久,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接连败北,破灭了他依靠清王朝改革中国的幻想,“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旋。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事以强迫”,并“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19]

王晓明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中认为,在复杂的内外社会、政治和思想状况的合力之下,一种把国家存亡和革命问题密切结合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萌生。正是这种心物和内外交错、古今思想汇合的复杂情形,决定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复杂性:在外面,是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在内部,是被不断渲染的满族对汉族的持续压迫。这种种现实和历史的紧张情景,很自然会刺激中国的民族主义形成一系列偏重反抗的暴烈倾向(《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史的考察——从民族意识到民族主义》,《求索》2001年第5期)。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明确提出斗争宗旨:一“集会众以兴中”;二“振兴中华”;三“伸民志而扶国宗”。[20]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着名口号,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直至现在还在激励着所有炎黄子孙的爱国情感。

近十年来,还有一系列文章从其他角度研究了民族主义。胡成的《略论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事务的构思》从民族整合的角度,着重探讨民族主义思潮中的汉文化在近代中国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对边疆事务的看法、思路,及其意义。吴春梅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清末的禁烟运动》讨论的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对清末的禁烟运动的积极促进作用。陶绪的《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宣传和教育》旨在说明革命者通过创办报刊杂志和出版书籍以大力宣传民族主义,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为建立民族国家而奋斗,等等。

不久,香港兴中会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入会誓词中。从此,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在辛亥革命时期他的反满言论也屡有偏颇之处,但基本方向和奋斗目标则始终未变,这正是其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研究

其二,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

梁启超作为民族主义的引进者及其对民族主义的广泛讨论,奠定了其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突出地位,关于他的民族主义评论也不断涌现。

19世纪末的最后五年,国内的社会思潮以救亡图存为主要特点。当时绝大多数人还没有认识到要救国就必须推翻清王朝,而是寄希望于清王朝自身的改革维新,以举国之力与列强抗衡,走富国强兵的道路。因此,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一般还只限于为数不多的海外和国内的一些反清秘密会党,即所谓“劝者谆谆,听者终归藐藐”。[21]但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廷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全国人心一变,“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气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为革命为必要者”,[22]革命排满风潮骤然勃兴。

皮明勇在《梁启超论儒家文化与民族主义》与《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两文中认为,梁启超最终也没有能够摆脱其民族主义理论的重重困境,进入自由之境。他指出,民族情感更多地受制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影响,儒家文化对于民族的整合存在着明显局限性,这一局限性就是“如何将传统的道德意识转化为现代公民意识,将家族思想转化为国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安分保守、不思进取等不良心理素质,中国民族主义理论所处的“夹缝性”地位,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是受一系列客观条件支配的,具有必然性。

应该指出,在反满风潮中,孙中山也有过某些偏狭之见。例如他曾把满洲看作是“鞑虏”,反满革命就是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23]宣传过“如冰山之难恃,满汉之不容”[24]等偏狭观念。我们认为在反满风潮高涨之际,孙中山受传统观念影响是不奇怪的。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章太炎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明确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国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23]

金冲及的《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着重对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进行了研究和评价,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最早提出来的,但后来因为担心它会导致要求推翻清政府的“排满”,故而抛开了这面旗帜。但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留日学生中继续高涨,为中国同盟会提出民族主义纲领做了思想准备,但这其中有些人又有着浓烈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孙中山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巨大贡献在于:不仅把民族主义同民主、民生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且突出地强调民族平等的观念,既不容许其他民族压迫和奴役本民族,也不容许本民族反过来去压迫和奴役其他民族,而是提倡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合作。

1906年12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阐述了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他说:“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惟是兄弟曾听见人说,民族革命是要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他还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25]这种认识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排满思想是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的结合。要否进行革命的标准,在于政治制度的优劣与否,而不在于是以汉族为统治者的“正统”统治,还是以少数民族为统治者的“异族”统治。这与章太炎的只求“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的单纯反满主张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

对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时下也有一些学者加以论述。吴春梅的《近代民族主义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1998年第4期)认为,梁启超通过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不仅使他以“维新吾民”作为“维新吾国”的主要途径,而且以开明专制作为达到这个目标的有效工具,这是梁启超主张自上而下进行近代化改革的理论基础。暨爱民的《“新民”与“新国”: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内涵》也指出,梁启超“新民”命题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意识到民族国家的拯救和振兴最终必须落实到“人”这个基点上,“人”的变革是社会最深刻的内在的变革。江湄的《梁启超“民族主义”历史教育观的一点启示》认为,梁启超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最终落脚在“新民”之健全人格的养成,而决非国家观念的自上而下的灌输。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风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把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发挥得淋漓尽致,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对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利。但与此同时,一味强调反满,培植仇满情绪,又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许多革命者,如蔡元培等人都意识到这种宣传的弊病。蔡元培说:“昔日种族之见,宜若为消释,而仇满之论,反炽于前日者,以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而为政略上反动之助力也。”[26]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将会给革命带来消极的影响。后者则突破了传统的排满思想,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确地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可贵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

葛志毅的《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研究与近代化的学术文化思潮》给我们提供了研究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的另一视角。他认为,梁启超对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研究和介绍,是为搞清西方列强发展的来龙去脉,为中国崛起寻求良策,他得出的结论是追赶西方必须以民族主义为立国之本,如此方可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梁启超在深入研究近代西方的民族主义后,进而认识到近代化国家的建立又以新式高素质的国民群体为立国之本。梁启超重视文化传统功能和作用,选中史学作为启蒙国民的学术思想工具,由是“新史学”产生,亦即史学近代化开始。

[1]余英时。中国现代的民族主义与知识分子[A].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民族主义[M].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

此外,关于梁启超民族主义研究的文章还有雷莉、刘宁的《梁启超的民族主义观》和高强、刘海玲的《论梁启超的“大民族主义”》》2002年第1期)。前文指出,梁启超在民族主义方面的贡献是:民族主义的启蒙和宣传、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国民“新民”建设。后文认为,梁启超在借鉴西方民族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和“夷夏变易观”,提出了御外自强的“大民族主义”观点。

[2]罗福惠。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五、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研究

[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孙中山作为上世纪中国出现的一位伟人,一直是人物研究的核心,关于其民族主义研究的文章就有很多,这不仅是因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因为他的民族主义有一个历史演变历程和一定的复杂性。

[4]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1.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源流与演变的探讨

[5]黄顺力。孙中山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J].福建论坛,1996,。

张正明和张乃华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导源于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说远一点,是内中国而外四夷、贵华夏而贱夷狄的民族正统观念;说近一点,是明朝遗老和江南会党反清复明、扑满兴汉的思想”,进而用西欧、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想革新了传统的华夏民族意识而形成。至于孙中山本人所宣称的“先民所遗留者”的“先民”主要指朱元璋,而不是洪秀全(《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95-1797页)。尹全海则认为,“先民”既不是朱元璋,也不是洪秀全,而是洪门会党。他在《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之“先民”》中说,“朱元璋遗留的民族思想和孙中山民族主义中‘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并不是一回事”;“洪秀全的民族思想是从洪门会党那里继承来的,洪门会党的‘反清复明’宗旨和洪秀全的反满思想相比,前者才是孙中山所指的‘先民’所遗留的民族思想。”

[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A].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邱久荣在《试析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民族观念》中认为,孙中山由单纯的“排满”到反帝,由“异族”、“外国人”到“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及“民族平等、民族自决自治”这些观念的变化,“正反映了他民族主义思想和民族观念的发展与变化,这种发展与变化正是中华民族已经形成的集中体现。”慕向斌与邱久荣的看法相似,他在《从反满到反帝——谈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演进及原因》》2004年第1期)一文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从反满兴汉、反对满洲贵族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到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口号的过程。此外,何耀华、廖大伟和赵才等也都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源流及演变有所论述。

[7]王仲孚。历史认同与民族认同[J].中国文化研究,1999,。

2.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正面评价

[8]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光绪二年[A].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聂治本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积极目标试析》一文中对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积极方面给予很高的评价,“争取民族独立和创建中华民族新族体民族主义两大目标的提出,既是辛亥革命后民主革命发展的产物,也是孙中山对帝国主义列强长期认识的结果,它体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矛盾,顺应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反映了中华各民族的利益,是旧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变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后来国共合作新三民主义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唐上意的《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孙中山创导的民族主义也进行了积极评价,认为它是广泛团聚中华民族大众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解决民族压迫问题和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华民族独立的思想武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冯夏根在《试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社会作用》中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具有推翻清朝统治、民族平等团结、反帝革命运动、中国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强、鼓舞亚洲人民民族解放五个方面的作用。王克婴在《孙中山论民族主义、开放主义与世界主义》中指出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开放性。祝启源的《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真谛》也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总结为三个方面: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承认民族平等,呼吁民族团结;开发边疆民族地区。

[9]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J].制言,25[M].

林家有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与世界和平》一文中也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带有国际主义、和平主义倾向,反对列强侵略,追求世界和平、社会大同和“天下为公”。林家有把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功能总结为两点:对内是反对清政府的民族压迫政策,实现民族平等、共和统一;对外是洗刷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反对以强凌弱,实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10]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M].北京:中华书局,1977.

张晖和祝兴柱的《从民族主义视角对孙中山爱国主义思想的再认识》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紧密联系的,他的民族主义中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是谋求中华民族自由独立和国内各民族平等的爱国主义,是振兴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民族性和人民性、世界性和时代感以及现实性的特点。

[11]章太炎先生家书[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62.转引自年谱长编:[M].

3.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批评

[12]姜义华,朱维铮。章太炎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学术界有的研究成果除了对孙中山早期的“排满”革命提出异议外,也有文章对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中不合理的内容提出了批评。张海林的《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人士“民族主义”重探》对以章太炎和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批评,该文认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提倡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十分褊狭的种族主义,其认识水平没有超过朱元璋和洪秀全农民起义军的高度,它把国人的视线引向国内民族间的政权角逐,偏离了整个中华民族民主富强的奋斗目标,它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都是有害的。

[13]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有的文章既肯定了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不足。如冯祖贻的《论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对孙中山后期的民族主义做出评价,认为有极光彩夺目的部分,如反帝思想,同时也有缺陷的部分:如民族起源、“民族主义就是国粹主义”和“恢复一切国粹”三个观点。孟樊在《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种族理论》中认为,“孙氏的民族主义骨子里其实是一种浓厚的种族思想主张”,孙中山民族主义的种族理论,之所以有上述诸种矛盾的说法,其根源在于初始他对“民族”与“种族”概念的混淆。

[14]章太炎。答铁铮[N].民报。第14号。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郭世佑通过对孙中山的系统研究,把他的民族主义放在更广泛的背景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如他所说的,“从研究方法而言,学界多注意文本的解读,而较少关注文本之外的政治运作;就研究所及的层面而论,学界多亲和思想史的面相,而相对忽略现实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似有淡化民族主义实践品性的倾向,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与客观地评价孙中山晚年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李克建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述论》中指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从‘反满’,到‘反清’,再到‘反帝’,既展示出其民族主义的发展脉络,又折射出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关键突破口。民族主义中的‘反满’思想是近代中国特殊国情的需要,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

[15]章太炎政论选[C].北京:中华书局,1977.

4.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其他人的民族主义比较研究

[16]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N].民报。第16号。

罗志田的《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把胡适与孙中山专讲民族主义、不讲世界主义这一特点做了对照,认为他们看到中国实力弱,以为讲世界主义便为强国所用,两人的出发点是一样的,关怀也是同样的,区别在于孙看见民族主义在中国可能的聚合力,而胡看见民族主义在西方已出现的破坏力。黄顺力在《孙中山与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以辛亥革命时期为例》中认为,在20世纪初期巨大的反满浪潮中,以章太炎为代表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两种民族主义思想的确有所不同,前者大力发挥具有大汉族主义情绪的“反满”、“光复”口号,激发了人们的传统民族意识,对推动辛亥革命的爆发有利。但一味强调反满,培植仇满情绪,又会模糊革命的最终目标;后者则突破了传统的排满思想,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正确地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形成可贵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大大提高了人们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规定了基本正确的发展方向。明月、浩斯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实质之对比》中认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没有可能付诸实行。国民党政府背叛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公然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压迫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不渝地坚持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不但实现了孙中山先生追求的中华民族彻底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而且也促进了民族的大团结和共同繁荣。朱炳旭认为,孙中山与邹容的民族主义都有种族团结原则,但前者有民族平等原则,而邹容没有,所以文章的结论说,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动力而不是阻碍其走向世界的阻力(《孙中山与邹容民族主义思想之异同》,《文史月刊》2001年第10期)。周志初对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作了比较,针对清末的民族矛盾,孙中山着重强调解决满汉矛盾的重要性,梁启超则强调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性。从国家民族理论的角度讲,梁启超的观点更具合理性,但从当时中国社会变革的要求来讲,孙中山的观点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孙中山与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比较》,《华东船舶工业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17]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A].太炎最近文录[C].上海:上海国学书室,1916.

六、其他以人物为主的民族主义研究

[18]孙中山。军政府宣言[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关于章太炎民族主义的研究

[19]孙中山全集:卷1[M].北京:中华书局,1981.

章太炎因为激烈的民族主义态度,备受世人瞩目。郑云山指出章太炎民族主义思想有两大特色:一是反清思想特别激烈而全面,二是将大量国学知识运用于反清宣传,使之充满浓郁的文化气息(《浙江人文环境与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陶绪认为,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传统“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和黄宗羲的民族思想;二是章太炎吸收西方近代“人种说”,完善了他的民族主义理论。该文认为,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排满革命”制造言论,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章太炎民族主义的思想渊源》,《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陶绪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章太炎对“民族主义”的比较完整的理解是在对严复的民族主义观点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形成的。(《论章太炎在同盟会成立后的民族主义思想》,《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

[20]孙中山。兴中会章程[A].孙中山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关于胡适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

[2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罗志田的《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关怀》在分析胡适世界主义思想中发现其隐含的民族主义情怀,认为“只有充分理解胡适这种少年读书时已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才能领会他那世界大同主义的真意。”他还认为,胡适的民族主义情绪终生存在,只有隐与显的问题,“早年很盛,专讲爱国;中岁‘作圣’心重,以‘外国传教士’自居,故此情绪颇压抑;晚年老还小,民族主义复盛。”对胡适屡次声称不讲民族主义问题,该文指出,因为胡适认为中国国力弱,如果讲民族主义便为强国张目,他讲世界主义恰是要抑制欧洲国家的弱肉强食主义。杨天宏的《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愫》与罗志田看法类似,只是涉及的人更广泛一些。他认为,新文化运动思想家是近代社会造就出来的一个思想异常复杂的社会群体,甲午战争后,在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一种被称为“反中国感”的思想情结。他们逆乎“时尚”,对“民族”乃至“爱国”的宣传持激烈的批评态度。这是由知识分子意识和潜意识的不同关怀决定的。在潜意识的层面,他们是诚挚的民族主义者;但在意识层面,他们的“世界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关怀却又异乎寻常。这一差异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力图超越民族主义,在感情上却始终割不断与“民族国家”的联系。

[22]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A].孙中山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关于文化民族主义的研究

[23]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在历史上有着比较广泛的影响,因而受到了学者的重视。

[24]孙中山。敬告同乡书[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北京:中华书局,1986.

郑师渠指出,中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大致可分为戊戌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五四前后三个时期。戊戌时期,文化民族主义初露头角,集中表现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欲立孔教与基督教抗衡。辛亥时期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极力维护民族的自信力,反对妄自菲薄的民族虚无主义,“志士仁人以为从人种特质、地理条件、语言文字等构成民族最基本的要素看,中国人绝无自卑的理由。”当时“中国民族当自尊”的呼声日高,说明国人民族自信心在不断增强。此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主张提倡民族精神,高扬爱国主义,以加强民族的凝聚力。五四时期,文化民族主义最主要的标志,是出现了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所谓东方文化派,他们主张不单要复兴中国文化,而且要使之助益世界(《近代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李良玉在《“五四”时期的文化民族主义》中提出的“文化民族主义”,是指“五四”时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潮流之一,是“五四”前后以辜鸿铭、杜亚泉、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革新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主张。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时代特点决定了文化民族主义的复杂品格。

[25]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A].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C].

盛邦和认为,总体说来,中国民族史家先后提出“国粹国光”论—“文化民族”论—“文化本位”论这样三个前后相续的理论,而这三个理论依然可以用“文化本位”论统一名之(《文化民族主义的三大理论——民族史学的视野》,《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26]高平叔。蔡元培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0.

李刚认为,“学衡派”是强调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这种文化民族主义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既无法应对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又无法满足国家现代化的时代任务(《从“学衡派”看文化民族主义的内在困境》,《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任羽中和陈斌的《解析“反中国情结”——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也就近代知识分子的“反中国情结”做出自己的解释:“反中国情结”实际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相冲突的产物,同时这个冲突可以解析为“传统与近代”、“有道”三对矛盾。冯夏根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调和与冲突——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则通过对罗家伦关于五四的历史阐释说明了另一种冲突:“罗家伦对五四运动的历史阐释清晰地折射出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冲突与交融的历史轨迹。”

此外,有些文章分别就刘师培、梁漱溟、柳诒徵、郭嵩焘、戴季陶、陈独秀、老舍和茅盾等人,以及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做了论述。

当代民族主义研究是热点问题,这与中国面临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有很大关系。作为影响较大的刊物《战略与管理》,仅1994年以来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一词的文章30余篇,由此亦可看出民族主义研究在当下的显着地位。

1.当代民族主义存在的原因

王小东的《民族主义和中国的未来》从知识界内部论述了当代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关于1980年代出现的“逆向种族主义”,作者认为,一个原因是,完全否定自身传统、自身文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是自“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的传统,这个传统有时与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召唤相悖,但从历史哲学角度上却与共产党“反封建”的意识形态相符合;八十年代鼓励“逆向种族主义”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当时的政策需要。而199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只不过是中国知识界从八十年代的自虐狂热向正常的、较为平和、较为多元化的心态的回归。这种转变表明,国人对于真实西方的了解加深,因而西方的光环逐渐消退,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利益意识逐渐觉醒。王小东另撰文从大的背景下讨论当代的民族主义,并首先申明,“在中国目前的语境下,民族主义更能代表一种新思想、一个新时代。”他从时代的两个基本问题、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并指出我们面临着四个方面极为严峻的挑战:生存空间的狭小、自然资源的匮乏、环境的恶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民族精神的矮化、民族凝聚力的丧失(《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

李淑云则从国际的视角分析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她认为,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有政治历史原因、民族问题本身的属性、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和移民问题几个方面(《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及发展趋势分析》,《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3期)。

赵雪波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包容性——中国的选择》从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和各种民族主义的定义出发进行研究,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就是一部民族主义勃兴、发展、演变的历史。林治波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民族主义?》一文中明确提出中国需要民族主义。他认为,衰弱的中国需要民族主义,崛起的中国同样需要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作者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发展中、崛起中的国家,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离开民族主义是不可想象的。从世界上看,“民族主义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从国内看,“民族主义是我们凝聚民族力量的纽带。”

张永红的《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透视》从内外两个方面总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第一,它是对20世纪80年代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反思的结果;第二,它是西方光环的消退与国家意识的觉醒的结果。吴仲柱则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主客观根源(《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年第4期)。任丙强在分析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后认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由于中国民众在外交领域产生强烈的挫折感及中国政府重建内部合法性的需要,中国民族主义再度兴起(《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年第1期)。

2.当代民族主义的困境

皮明勇在《民族主义与儒家文化——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理论及其困境谈起》一文中指出,当代民族主义的困境是:其一,民族主义的基本作用机制在于利用民众的情感力量,因而当它以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形态出现时,它在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特色。其二,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而现代精神则常感不足,民族主义的高涨也就常常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热衷,亦即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张旭东在《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中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有两个倾向,一是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的用法同民族主义的现代所指和理论内涵毫无关系,却恰恰还是在拿“华夷之辨”、“天朝心态”这类长久存在于民族国家出现之前、与近代民族主义原则势不两立的传统世界观做文章;另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论”谈的则是所谓“现实政治”,其推理无非是中国经济规模的膨胀必然带来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扩张,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牛”,以至挑战和动摇现有的“国际秩序”。该文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所要注意的是,“被现代性普遍潮流激活的当代中国社会能否从自身历史的具体性和差异性中创造出不同于经典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新型民族国家。”

罗厚立在《从思想史视角看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文中从探讨民族主义的重要性出发,进而对曾经风行中国的1990年代“说不”提出批评,“这样一种中国民族主义被异化的现象,有力地提示了有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实际尚处在多么粗浅的程度。”罗厚立认为,中国以往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共识,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萧功秦把当代的民族主义以70年代末为界分为两个阶段论述,认为前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决定作用,后一阶段则可以称为“新的现代化民族主义”。鉴于以上认识,他认为,我国的民族主义发展受四个因素制约:一是因和西方民族主义的起源不同,属于“应激—回应型”,其发展强度与受外力压迫的危机强度有关;二是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儒学是国家凝聚力的新资源;三是地理辽阔和“文化主义”心态影响使得国人对国际意义的民族不够敏感;四是民族主义概念不能在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取得直接合法地位,只能以“爱国主义”表述(《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2期)。

3.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发展路向

提倡以发扬传统文化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萧功秦认为,转型期需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与整合的新资源,且指出其现实实施的可能性(《民族主义与中国转型时期的意识形态》,《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周庆智在《民族主义与传统价值取向》中认为,民族主义深植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中,具有特定历史文化的鲜明性格。作者通过分析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文化根基,从而说明我国当代民族主义的价值取向是,“在共同祖先面前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最广泛的团结,从而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刘湘平指出,未来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首先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基本的精神资源,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根基,这样的一个根基就是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想(《中西文化的不平等交流与积极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建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年第1期)。

提出发展理性的民族主义。于新东指出,国家现代化首先取决于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又首先取决于思想观念现代化,这就要求以理性的民族主义作为基础和动力,理性民族主义包括三个方面:文化理性民族主义、政治理性民族主义和经济理性民族主义(《中国人的现代化呼唤理性民族主义》,《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11期)。赵雪波在前揭文中认为,为了适应时代发展,中国的民族主义应提倡包容性,具体应涵盖以下基本内容:1.民族包容心;2.尽量避免强调民族认同;3.反对民族虚无,反对民族自大;4.要突出国家意识,而不是突出民族意识。

牟钟鉴在前揭文中也认为,理性的民族主义是今后民族主义发展的健康方向。大民族主义、民族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都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他指出,发展理性民族主义要处理好以下关系:第一,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第二,国家内部民族与民族之间、人口众多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第三,民族主义同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之间的关系;第四,维护民族尊严和自我反省、不忘忧患之间的关系;第五,民族之间竞争与公平的关系。高钟、罗萍认为,理性民族主义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文化的宽容与平和。其二,理性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其三,爱国主义教育中的理性化导向。其四,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过程(《虚骄,虚无,理性——中国近代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林治波在前揭文中认为,中国的崛起需要温和、理性和开放的民族主义。温和而不极端,理性而不狂热,开放而不狭隘,这便是和平崛起的中国所需要的新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

任丙强指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是:第一,在理论基础方面,必须祛除生存空间理论、极端的社会进化论等因素,以积极的开放心态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第二,中国的民族主义必须落实到国内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上,这样才能完成重要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第三,在国际领域,民族主义要以和平的方式参与国际活动,在尊重国际规则的情况下,谋求国家利益(《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年第1期)。

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继续研究这一问题的文章也会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继续深入,民族主义会越辩越明,其在当代的社会发展中也会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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